1972年，近平追求进步，要求入团，但他这个事情却是一波三折，费了很大的劲。他先后写了好几份入团申请书，交给公社的团委书记，直到那一年秋天，他才正式被批准入团。到了1973年，我们县上招聘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就把近平调到贾家坪公社的赵家河村去主持社教工作，他在赵家河把社教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带领村民造坝地也造得很好，跟村里人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赵家河人一看近平这么能干，群众关系又好，就想把他留下，不让他回梁家河。我们梁家河不同意，坚持要他回来——近平是我们的人，咋能去你们那干了几个月就成了你们的人哩?后来问近平的意见，近平说：“我还是回去吧!我从梁家河出来的，我还回梁家河去。”就这样，1973年7月，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
回到梁家河以后，村里想让近平在村里主持工作，但他还不是党员，申请入党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近平写好了入党申请书，我和梁有华当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我就组织开了一个党员会。党员会上，大家都同意近平入党，之后我又开了支部会，同意接收习近平入党。支部通过以后，我就把这个材料拿到公社，但是公社当时的书记不批。他还批评我说：“你这个梁玉明这么胆大，你敢把‘黑帮子弟’介绍入党!”我跟他说：“近平是不是‘黑帮子弟’，现在还没有结论。况且，考察青年入党，还有一项是重在个人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好，就可以入党。”书记说：“你哪里看到这一条?”我说：“红头文件有，中央发的。”虽然我把书记说得哑口无言，但是顶撞得他很不高兴，所以那次也没有批。
我回来把这个情况跟近平一说，近平也在意料之中，他说：“唉，我知道公社不会批。”我说：“那也不是你的错，公社不批是不对的，他没理由不批。”
就这样，近平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好多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没有得到批准，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后来，公社换了新的书记白光兴，他比较看好近平的能力，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当时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影响习近平入党，于是将他入党的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当时的县委书记也很重视这个问题，经过县委研究讨论，1974年1月批准了近平入党。近平入党的时候，正好赶上村领导班子换届，我们村上就召开了党员会，推举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则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那时候，在农村，“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经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出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易请示。
申易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易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易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我们社员之间说到近平，无论男女老少，对他的印象就是，这个人话不多，平时不说是不说，但是一说就能说到点子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近平当我们梁家河的支部书记，并不是偶然的，那时候村里没人对此感到意外。
一方面，当时的农村，有文化的人很少，近平有文化，说话办事很稳妥，考虑问题也很周全，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难得的人才。而且，近平在当支部书记之前就已经参与村里的管理工作，和村民关系非常融洽，再加上他在赵家河主持过社教工作，农村的这些生产生活、大事小情，他都已经很有经验了。
可以说，1972年到1973年这两年，是近平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大部分知青都走了，但是近平因为父亲受到政治迫害，就是走不了。那个时候，近平的思想有很明显的转变。他渐渐意识到了，他苦苦期盼的光明大道，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我虽然1973年就去上学了，但是只要一回来，我就到近平的窑洞里去拉话。我记得近平跟我聊过他那时候的想法：“我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为什么就不能留在这里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了这种思想和意识，再加上自己的思考和努力，近平确实干了好多事情，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可以说，近平那个时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开始形成了，他主要想的就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怎么能做好村里的工作，怎么能让群众的生活好起来。
后来村里有一些招工的名额，我看近平都没有报名。他想的是带领村里人一起脱离苦日子，而不是自己一个人离开农村一走了之。所以，近平当支书以后，给村里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他当时带领社员做的很多事情，到4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如果近平没有扎根农村的信念，没有为人民办实事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做这么多好事，也不可能在农村待这么久。他后来上大学，是为了更好地深造，更好地为人民做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近平有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对很多农村的问题有深入思考，才有了这么明确的方向，把工作做得这么扎实。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来梁家河这么多年，追求进步，一直在写入党申请书。要当村支书，还要解决入党的问题。
从各方面的考察来看，近平完全符合党员的标准。唯一的问题是近平父亲的问题。我和近平比较熟悉了，他对我说他父亲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被定为重大问题，我就知道了他父亲问题的前前后后的过程。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习仲勋在陕北闹这么多年的革命，还当了中央的大官，就因为这么一本小说被打倒了，家里人都为此受了不少罪，可不能让这个事情再影响近平的发展了。再说，入党关键还是要看本人的表现，只要本人符合党员标准，就可以发展嘛!
……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习近平十几岁就来插队，他的父母很年轻就出来干革命，社会关系都不存在问题，核心就是怎样看待习仲勋的问题。习仲勋是国家的副总理，因为《刘志丹》这本小说出了事情，家庭受到了影响。
后来大家就开会讨论这个事情，形成的基本意见就是：近平来到我们村这么多年，他的情况大家都了解，他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不能让近平再受到影响，可以发展他入党，所以组织上批准他入党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刘明升《“近平立志办大事，不搞形式主义”》
近平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1973年入了团，1974年1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没有预备期，一批准就正式成为党员。
近平入党的过程，现在社会上流传很多说法，有些是不严谨的，有些是不真实的。因为我是亲历者之一，整个过程我都比较清楚，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把我知道的一些实际情况讲一下。
当时，我们公社党委书记白光兴思想比较解放。一度，梁家河大队很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年轻人来当党支部书记，带领社员好好干一些事。那时，原大队书记梁玉明当干部时间也有点长，年龄也有些大，且他主动让贤，多次向公社党委推荐习近平入党，当大队书记。可以说，梁玉明的想法与我们不谋而合。但当时近平还不是党员，对此，公社党委就把习近平入党问题纳入视野，重点培养。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公社党委就已经准备接纳近平入党了。
我们公社党委第一次讨论研究近平入党时，虽然大家都认为近平表现好，群众威信高，符合入党条件，一致同意批准他为党员。但为慎重起见，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在洛阳“下放”，还需搞个外调比较好。这样我们就落实公社组织干事王学礼联系有关部门发函外调。没多久，洛阳方面就回了个函，公社党委班子成员都传着看了。函上说：习仲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子女升学、就业不受影响。有了这个函，公社就及时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习近平入党，并任命他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近平入党和当支部书记是一个会上研究的。我记得当时会上梁家河大队一起还研究批准了两名党员。
那个时候入党，没有人情关系一说。近平入党，当村支书，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工作、受到群众拥护的结果。近平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情和关系可以依靠。他就是个普通的北京知青，千里迢迢到这穷乡僻壤来插队落户。加之，他父亲习仲勋当时还在受政治迫害，没有“解放”，这个情况只会阻碍他入党，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近平当时能入党就是因为他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并且多次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进步;他能当村支部书记，就是因为他劳动吃苦，群众基础又好，大家都拥护他。
近平上任以后，不仅自己积极劳动，还带领广大社员治沟打坝、植树造林、大办沼气，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公社的一致好评，公社党委对梁家河大队的工作充分肯定，很满意。我当时在上文安驿大队蹲点，按公社统一安排，带领广大社员大办沼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所以对近平办沼气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近平确实善于思考，也敢想敢干，还到四川绵阳考察学习，回来后就在村子里搞了第一个沼气池，也是全县第一口沼气池，引起县沼气办的重视，同时也得到省、地的关注和支持，专门到梁家河大队召开现场会。近平带领梁家河村民大办沼气，一方面解决了社员的照明、做饭、取暖等问题，同时沼气废料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一举多得，有力促进了梁家河大队的经济发展，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深受各级领导一致好评和表扬。
——杨世忠《“近平当村支书就是因为大家都拥护他”》
1972年5月，我由延川县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兼整党建党办公室主任岗位，调到文安驿公社任党委书记。在任期间，亲历和经历了习近平入党、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推荐上大学的过程。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包括我在内，经历了公社三届领导。对前两届关于习近平的入党申请和审批情况，我不清楚。
1972年秋冬，公社搞政工的同志向我谈了习近平插队以来入党申请问题。过去因各种原因他的入党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从这时起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按照习近平在之前写的入党申请书中所提供的情况发调函。因当时还处于“文革”动乱期间，公社对外省函调有限，搞政工的同志就和县委组织部门经办人员商定，以县委组织部名义发调函，先把主要亲属的情况搞清楚。
到1973年，主要亲属已函调清楚。1973年8月，公社接到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上报的习近平新的入党申请书，公社党委在讨论他入党的问题时，与会同志列举事实，说明习近平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来到艰难困苦的陕北农村安心插队锻炼，在这四五年时间里和村里农民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建立了深厚感情，在生产劳动中有苦干实干精神;还能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已具备入党条件，但在入党材料中缺少其父亲的旁证材料。因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不清楚，但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习近平父亲的问题而拖住他本人入党。会后，公社党委直接向习仲勋当时所在单位发函外调，只询问他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很快，习仲勋所在单位党组织回函称，习仲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入党、升学。
这一旁证材料解决了问题，为习近平入党、任大队书记和推荐上大学提供了重要依据。公社收到旁证材料时，梁家河路线教育已进入中期，我和公社副书记交换意见，认为习近平表现好，直系亲属的情况已清楚，入党问题待路线教育后期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和发展新党员时一起研究解决。
1973年，正处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农业学大寨，关键在领导。当时，在各大队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的大队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有的大队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思想保守，迈不开大步。针对存在的问题，公社党委认为要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首先要逐步解决各大队领导班子的问题，把一些有能力、有作为的青年提拔到大队领导岗位，带领群众大干快上。公社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开展路线教育，第一批路线教育就确定为梁家河等两个大队。由公社领导负责组成路线教育工作组进驻大队。时间大体定为5个月，从1973年8月开始到12月基本结束。在路线教育过程中，公社领导就开始考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在梁家河大队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习近平。因为公社干部和群众对习近平的评价很好，而且他经过农村社教工作的实践锻炼，当大队主要领导是个合适人选。当时的大队书记梁玉明也到公社提出让贤，推荐习近平担任党支部书记，和我们公社党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路线教育后期，梁家河大队路线教育工作组和党支部将发展新党员的名单呈报公社。公社党委及时召开党委会研究批准习近平等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因为当时的新党章规定，对申请入党的人，有的人可以没有预备期，直接接纳为正式党员。公社党委的批复函到了大队后，大队党支部召开新老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举习近平为支部书记，上报公社。与此同时，下文安驿大队将支部主要领导的调整意见上报公社。于是，公社召开党委会，研究同意两个大队党支部的意见，批准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曹和平任下文安驿大队党支部书记。
……
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后，新的领导班子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974年春天就出现了生产热气腾腾的新局面。习近平能够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面对贫困山区农民缺柴少炭现象，思考着群众生活迫切需要的做饭照明问题。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省绵阳一些农村搞沼气用来做饭照明的消息后，就积极建议县里派人到四川实地考察沼气池建造技术，并参加了县里组织的赴四川考察学习办沼气的工作。回到大队后，他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村。公社为了把梁家河大队办沼气的经验推开，组织各大队的石匠到梁家河大队举办沼气学习班，学习后回到各自的大队建沼气池，因此在全公社也出现了大办沼气的热潮。梁家河大队办沼气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县上、地区和省上，陕西省科技局于1975年7月下旬，在延川县召开全省沼气利用推广现场会议，到梁家河大队参观沼气，习近平个人也被评选为县、地区先进知青和学大寨典型。
公社在整顿大队领导班子的同时，也着手对公社领导班子进行充实调整。首先，在公社干部和蹲点干部中先后选拔了年轻有为、成绩显著的三名同志报上级批准任公社副职领导。再拟选拔一两名年轻有为、在生产第一线有突出成绩的大队书记充实到公社领导班子中，当时公社看中选拔的第一人选就是习近平。准备呈报上级批准后，任公社副书记一职。就在这个时候，1975年秋，县上给文安驿公社分配了两名上大学的推荐名额。当时公社有几十名知青，有些知青当着公社干部提出要求把自己推荐上去。公社经过对比分析，认为习近平有理论、有能力，成绩显著，贡献大，决定优先推荐他上大学，并上报县教育部门。公社还派干部到县上协助习近平填报志愿书。1975年9月16日延川县招生领导小组会议决定，推荐北京知青习近平到清华大学读书。这样，我们这届公社党委完成了习近平入党、提干、推荐上大学三件事。
习近平在文安驿公社插队期间，是一名普通知青，他能够入党是因为他符合党员标准，表现好，具备入党条件;他当支部书记是因为他能力强;公社推荐他上大学是因为他贡献大。这些都是他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不需要、也没有任何人给予特殊的关照。我们只是履行了基层党委、政府应尽的职责。
——白光兴《“入党、提干、上大学都是近平奋斗的结果”》
习近平，就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1969年初，他还不满16岁就来到延川县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个小山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是在陕北艰苦的农村度过的。这段插队经历，虽然使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这段人生历练，却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他念念不忘曾经养育他的黄土地，念念不忘陕北的父老乡亲，说明他既是有情之人，也是有心之人，是黄土地忠诚的儿子。
那批知青大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出来的第一代青年，普遍有理想有抱负，普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国家兴盛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情怀。
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都努力拼搏、积极奋进，为改变陕北老百姓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和好事。由于受其父亲“问题”的牵连，他的这些热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还受到漠视和怀疑。
知青刚进村不久，习近平到下驿村去看一个朋友，有人给知青组长石焕南反映：他是不是来搞什么“串联”?以后，习近平多次申请入党，却迟迟得不到批准……“彭高习反党集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是一把看不见的杀人利剑，谁不害怕?!
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零”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别人可以平地建塔，他却还得垫平脚下的坑，夯实基础，才能开始建塔。然而，残酷的现实没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形成更为稳重顽强的性格，比同龄人更具有刻苦的学习精神和拼搏奋进的顽强意志。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一样的农活。每一位知青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不同，对农村生活的适应程度自然不尽相同。最初来到梁家河的时候，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但他能够调整自己，很快就在农村扎下根，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在陕北黄土高原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同时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他是真正脚踏实地融入农村的知识青年。
——曹谷溪《“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插队下乡这一代人，亲身体验过农村艰苦日子，亲眼见过中国最贫困、最原始的生活。
对近平来说，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视，被困在陕北穷山沟里，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成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这就决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来返回北京上学，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却放弃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层、沉至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帮忙安排一个好工作，选择又清闲又待遇优厚的公职，或者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享受高福利……做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岂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层呢?近平选择走这条路，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抱负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一批近平这样的人——未必都是领导干部，可能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无论是不平凡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所以，中国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快的发展和这么大的进步，而且有这么美好的未来。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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